口罩之争?这不“科学”
来源:赛先生
发布时间:2020-04-28
浏览次数:1161

  “美国人为什么不戴口罩?”

  这是自从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国人最大的几个疑问之一。毕竟,经历了4个月的全民抗疫,即使国内的疫情高峰早已过去,戴口罩也已成了国人的新日常。然而,当警觉的在美华人们戴上口罩时,不少人都遭到过不怀好意的冷眼,甚至遭到种族主义者的攻击。究其原因,种族歧视是一方面,而最经常听到的指责,是“引起恐慌”、“只有病人才戴口罩”,以及“必须把口罩留给医务人员”。

  的确,一直以来,美国疾控中心(CDC)的建议都是“大众没有必要佩戴口罩”,只有出现症状的人才建议在出门时戴口罩。但随着疫情的加倍肆虐,几星期前,疾控中心终于修改了指导建议,小心措辞地表示“建议在公众场合遮住口鼻”。一些地方也出台了具体的政策乃至强制措施,例如纽约州州长就表示,“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场合,必须要佩戴“遮住口鼻的东西”(wear face covering),否则会受到警告(但并未明确有任何处罚措施)。截止上周六,美国共有7个州做出了类似的规定。

  有趣的是,不管规定如何改变,“口罩”(face mask,或者N95一类被称为respirator)一词,始终如同躲避电梯里迎面而来的人一样被小心趋避。在超市里,人们开始在脸上裹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正儿八经的口罩,也有自制的布口罩,头巾,甚至高领毛衣。

  但所有人,包括医学研究者、医务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都不确定的一件事情是:“有用么”,以及“为什么”。

  非常时期,一切仿佛都被罩上了疑云。
 

  为什么疾控中心一开始

  并不推荐戴口罩?

  针对这一点,最流行的说法是“一般公众戴口罩没用”。

  但是这里面的逻辑实际上相当别扭。为什么更频繁接触患者的医务工作者需要口罩、甚至是N95级别的防护,而对于也存在一定几率会接触到患者的大众来说,口罩就没有用呢?难道病毒还看你是不是从事医务工作?

  与其说“没有用”,言下之意其实是:“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大众佩戴口罩对防护新型冠状病毒有效”。

  对于口罩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也就是西班牙流感暴发前夕。芝加哥约翰·麦考密克研究所(John McCormick Institute)的一名医生在73名护士身上做了试验。试验之前,护士中大约有8%会染上猩红热;然后,他给护士们分发了双层纱布制成的口罩、并在每日妥善消毒,将感染降到了0。配合实地观察,他亦自己搭建了简易的实验室装置模拟真实传染环境,来探测纱布能否有效阻挡与飞沫类似的病菌载体[1]。

  后来的大部分关于口罩的实验,也是在类似的医院或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的——有确切的病毒暴露,有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得出口罩本身是否有用的结论,或者什么样的口罩防护效果如何。所有对于口罩的认知,都是基于过往研究的证据进行综合、抑或是推测而得,之前和口罩相关的研究,都是在与新冠相似的普通冠状病毒肺炎,以及流感之上得来的。

  从原理上讲,含有过滤功能的口罩的确能有效阻隔病毒传播。不过,过往对流感的研究表明,佩戴口罩,对流感的传播并没有显著的帮助,而且N95口罩并不比一般口罩更管用[2]。这有可能是人们并没有正确佩戴口罩,或者是像现有的政策制定者担心的那样——佩戴了口罩之后,反而不注重社交距离。

  而新冠的相关研究就更少了。仅有的几项研究,其质量、有效性也不一而足。一篇来自韩国的论文,研究了医用口罩和棉口罩在阻碍新冠病毒传播方面的作用,被广泛报道,但样本却仅有4个病人[4]。亚洲各国在疫情控制上的成功,更可能是来自于更严格的社会管控措施——换句话说,我们没办法在实际的场景下控制出一个精确条件,来获取“口罩”这个物品是否有用的结论。

  更为复杂的是,新冠病毒究竟是否通过“空气”传播、怎样传播?

  现有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绝大部分通过飞沫传播,也就是打喷嚏、咳嗽或者说话的时候喷出的飞沫中载有病毒;而飞沫是有重量的,并不会在空气中飘太久,也不会大规模地扩散,因此保持社交距离(2米或者6英尺)是相对有效的办法。然而,关于“气溶胶传播”的说法不时见诸于各路媒体,让人对现有的防控建议产生疑虑。毕竟,如果有证据表明气溶胶传播、或者表明新冠病毒会飘散到比较远的地方,那么即使是普通医用口罩也是不足以防护的,N95才能有效过滤气溶胶,达到令人满意的防护效果。

  但和口罩研究一样,这些关于“病毒传播”的研究,亦有相当大的局限。比如美国NIAID(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在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的论文里提到,携带病毒的气溶胶能够在空气中停留,“通过气溶胶传染是可能的” [5]。不过,他们的研究完全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气溶胶生成的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其它的一些媒体广泛转载的、看起来稍微有点“可怕”的研究,例如“研究表明超市走道内充满了病毒”、“超市通风口发现病毒”,或者“室内各处取样发现病毒RNA”,此类研究多是通过采样、实验室建模的方式进行的,都无法说明有活性的病毒能够在某个地点达到能够触发感染的浓度。

  所以绕来绕去,目前摆在人们面前的“证据”繁杂,却又没有足够统一到形成“结论”的地步。我们只能知道最差的情况——在医院里,医生必须做好从头到脚的防护。但普通人呢?室内环境呢?室外环境呢?
 

  科学证据的背后

  基于“科学证据”制定公共政策,最短板的恰好是科学证据的滞后性。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当下,政策制定的准则,也并不是达成一个由证据支撑的最优解,而是如何去化解可能存在的风险。在证据并不充分、但又紧急到必须有所动作的时候,政策制定者很大程度上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去做一个有可能有用的改变,来降低风险?”

  毫无疑问的是,在东方和西方,做出这个改变的成本是不同的。

  美国一些州有法律,禁止遮盖面部。这是因为在民权运动时期,3K党人会罩住自己的面孔进行一些极端破坏活动。直到如今,遮挡面部也与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除非有特殊需求,在公共场合,人们不得“使用不自然的织物盖住面部”。与其说人们觉得口罩没用,不如说觉得它“可怕”。

  这或许也与东西方文化中对面部的认识有关。有神经学研究认为,西方人在交流中会更长时间地注意到对方的脸部、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在面部。而在进行面部识别的时候,西方人更倾向于将目光投射到面部不同的部位。相对而言,东亚人在交流中并不会一直盯着对方的脸看;而即使看脸,也主要将目光投向眼睛和鼻子附近的部位[6]。换句话说,面部出现“遮挡”,对于西方人而言更加不正常,更有可能因为获取不到表情信息等而感到不舒服、不愉快。

  这些因素,都让口罩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人们已经习惯了口罩在生活中的角色。在日本,即使没有传染病,在街上戴口罩的人也并不少见。日本人早已将原本属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口罩,“转移”到了生活场景中,为它加诸了更浓重的文化和社会符号意义。将个人卫生看得十分重要的日本人,把公共场合配戴口罩作为一种礼仪;而讲话时唾沫星子四溅,则是非常无礼的行为。2009年的甲型流感过后,在一系列公众卫生倡导活动下,戴口罩彻底成为了一种流行。英国肯特大学的Adam Burgess 认为,这是一种“风险礼节”(risk ritual),不管怎么说,戴上口罩以防万一,是作为个人的责任[7]。

  实际上,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内化了“卫生”这一概念。“卫生”(hygiene)作为一种舶来品,不仅是社会治理的需求,也成为了一种“先进社会”的文化输入而被个人所采纳 [8]。直到现在,在中国,文明和卫生这两个词通常都是连用的。保持个人卫生不仅是实用目的,也是一种姿态、一个符号。在疫情中,则是个人躬身实践防疫的标志。

  一个小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在纽约州疫情通报的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被台下的质问,为何让纽约市民外出戴口罩,而自己却不戴。科莫表示,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四周都没有人,我保持了充足的社交距离,所以不用戴。

  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与疫情有关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新闻发布会上,远远地坐在主席台上的官员们,依旧戴着口罩。这被网民和媒体解读成一种“表率”——告诉所有人,现在戴口罩是必要的。而这种表率,也被层层贯彻到了每个人那儿。

  无论如何,戴口罩这件尚无法确定效用的“难事“,也到了不得不去做的时候。

  最新的数据表明,44%的感染都是在感染源无症状的状态下发生的[9]。即使非N95口罩对一般人没有防护作用,但它至少可以尽可能地阻止尚未表现症状的感染者感染他人,或者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传播的可能性——尽管这一点,目前尚无足够“证据”。

  不过,在美国,疫情的局势已经严峻到了“任何有效手段都值得尝试”的地步。还在纠结是否“真的有用”,可能就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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