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科普:当历史公说公有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它呢?
发布时间:202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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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科普:当历史公说公有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它呢?

两千多年前的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不了解自己出生之前的历史,你就永远只是个孩子。”

学习历史不仅能让我们了解过去,也能让我们看到未来。但是历史到底从何而来?又是由谁书写的呢?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充满主观色彩的史料上研究历史是没有意义的。

当历史公说公有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它呢?

 

也有人说,历史就如童年一样,而且是别人回忆中的童年,这个童年怎么样,完全取决于分享者的心情和个人见闻。

虽然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实时记录每时每刻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已经成为可能,但是即便如此,镜头角度的不同也会呈现完全不一样的事实。

当历史公说公有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它呢?

 

所以即使抛开主观感情色彩,想要完全客观地还原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早年的法国史学家也提出,只相信心中的历史。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历史的真相是天然存在的吗?或者历史存在真相吗?

关于历史真相的争论

欧洲的一些极右翼政客和作家一直在否认1933年至1945年间600万犹太人曾惨遭蓄意屠杀的事实。断言死亡人数不足600万,以及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人并未制订官方的屠杀计划,到认为毒气室不存在等,他们的否认方式花样百出。

后续艰苦的历史研究确定了被害者的姓名和人数,并且刻画了作恶之人的残忍手段和动机。尽管历史学家可以对如何最好地解释大屠杀持保留意见,但没有哪个严肃的学者或历史解读者会怀疑这些屠杀乃蓄意为之,以及它曾大规模发生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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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尽管世人不断基于大量证明文件对这些否认者进行驳斥,尽管身先垂范的德国官方和非官方人士都努力承认这些罪行,但对大屠杀的否认依然通过脸书等社交媒体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传播。

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一内贾曾于2005年12月14日声称大屠杀乃“编造的神话”。而这种对大屠杀的否认无论多么牵强附会或未经证实,都造成了影响。

2013年年底到2014年年初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听说过大屠杀的人中仅有1/5的比例相信关于它的历史记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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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交媒体的影响,公然扭曲历史的现象已变得越发常见。遍及世界的网络让历史谎言持续发酵,因为几乎任何人都能以任何名义在互联网上发布任何内容,而无须事先审查,也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制裁。

荒唐无比的主张广为流传,而且它们仅凭传播便能获得一定的可信度。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历史的真相已成为公民勇气的必要之举。

另一个公然扭曲历史真相的手段就是篡改历史教科书。

2015年,日本东京一位候选知事便坚持主张“作为战败国,我们仅仅教授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历史。”他坚称,日本并非二战的侵略者,也未曾发动1937年南京大屠杀,更未强追韩国妇女成为日本士兵的慰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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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并非唯一试图将历史教科书朝有利于国家的方向篡改的民族。

1920年,一封寄给《加拿大不克省者日报》编辑的信就曾抗议说,当地学校使用的美国作者撰写的历史教科书甚至没有提到加拿大参与过一战。

一项针对法国1998年以来教科书使用的研究也表明,这些教材系统性地淡化了法国殖民政府在非洲的暴力和种族主义行径。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乃至持续至今的诸多情况中,灌输民族归属感的努力通常需要积极地调转方向。教科书讲述的是国家的兴衰,但绝少提到政府或人民的错误或不端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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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后的西德则是个罕见的例外,那里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便能了解到纳粹政权所犯下的罪行,而此后造访遍布全国的集中营和众多纪念馆、博物馆也会不断提醒他们牢记历史。

历史有真相可言吗?

不管我们如何否认,就发生的事情而言,真相就是真相,发生与否是一个既定事实,阐释角度的不同并不能取代历史本身。

以拿破仑·波拿巴为例,他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将军和领袖之一。所有学者都认为,这位科西嘉出生的将军于1799年在法国上台,并迅速成为第一任执政官,然后成为终身执政官,最后变身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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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对以下事实的解释莫衷一是:

拿破仑上是否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为何他最终会失去权力?

他能够上台,是因为草创不久的法国共和国在内政外交的政策上做出了错误的抉择,还是因为法国几个世纪以来长期的君主制历程让法国人接受了强大的独裁领导人?

拿破仓赢得战斗是因为他是个战略天才和部众的魅力领袖,或者仅仅因为足够走运才能从战场对手的拙劣表现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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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事实,以及选择强调哪些事实。

阐释的巨大弹性令人疑心历史真相存在的可能性。由于历史学家总是从个人阅历和社会背景所塑造的观点出发来写作,因此,他们的叙述就不能说是完全客观。

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个历史学家的解释就是错的,除非他声称他所解释的就是事实的全部,最真实的历史往往由在某事的某一方全情投入的人所写。

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对自己的追求总是充满热情。法国贵族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至今仍是对法国大革命最有影响的阐释。法国人为何一再放弃他们新近发现的自由,而去追求民主的暴政?波拿巴王朝的吸引力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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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出答案,托克维尔去了他所在地区的官方档案馆,详细研究了18世纪法国君主制的运作方式。他确信君主制本身为第一个波拿巴王朝铺平了道路,因为它铲除了贵族和当地庄园的政治势力。托克维尔对这个主题的热情促使他一头扎进档案馆;他的文学技巧让他的阐释成为流传的经典。

托克维尔对历史真相的主张基于史学家普遍接受的核心标准:任何阐释的真实性取决于其内在一致性和为重要事实提供解释的能力。一致的解释是合乎逻辑的;它引用的证据也是紧密相关的,并且不会从中得出不合理的结论。

如果想主张拿破仑专制政权的标志在于其与女性、孩子的家长式关系,就要在他的法律、著作乃至个人生活中寻找证据,但他钟爱自已妻子的事实并不能表明他具有家长式作风。这些结论并不符合逻辑。他也可以既爱妻子同时又支持任何其他不同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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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有一致性还显得不够。为了让阐释尽可能完整,对拿破仑家长式态度的强调必须能恰当地解释尽可能多的事实。不必解释他的战场策略,但必须对他的法律法规中关于妇女和儿童的条款作出解释,甚至他的个人态度也需要纳入考虑。

根据拿破仑法典的规定,妻子无法获取财产、承担债务、工作,也不得未经丈夫同意而订立遗嘱,这将为立论提供有力证据。

某种阐释不能仅仅依赖于适合它的事实;它必须经得起可能的反驳

尽管事实和阐释之间的密切联系无可避免会引起众人对历史真相的疑虑,但它也为解决这些疑难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动力。

因为要想回答质疑和批评,就必须深人挖掘并找出更多证据来证明自己的阐释。以这种方式,阐释性争议便产生了更多的事实。此前关于这些事项的解释、事实和争论并未从我们眼前消失;它们是未来工作的基础。

今天学习历史还有什么意义?

历史对未来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议程,它最持久的吸引力之一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理解眼下关切之事的角度,甚至还能让我们从这些近忧中解脱出来。解脱并非逃避现实,拉开我们与自身关切的距离可以培养一种对群体或民族荣耀更为批判性的态度,也让我们对其他民族和文化态度更为开放。

历史学科主要有三种处理时间的方法:寻求范例、预测进步、“整体地球时间”。

历史在19世纪首次成为大学中的一门学科时,年轻的精英们学到的是希腊、罗马的历史,因为古典时代伟大的演说家、政治家和将军被视为典范,即政治和军事领袖的最佳楷模。历史仍然可以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因为人类会为了对历史上的人物表示认同而在想象中神游到数个世纪乃至上千年之前,并从后者的困厄中学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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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161-180年)的著作就曾影响了世界上众多政治人物。他的名言“对智者来说,生活是个疑问,对愚者而言,生活是个解脱”也曾被多次引用。可见人类的很多问题都是永恒的。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寻求范例多少已让位于第二种史学方法:预测进步。历史被视为包含全球所有地区的单一线性进程。未来意味着改良,而不是从之前的黄金时代的退化,也并非仅仅是不可避免的兴衰循环的结果。

因此,过去再也无法成为现代的绝对可靠的指南;过去必须被超越乃至抛弃。历史学家逐渐认为今人优于古人,并且推论性地将西欧乃至整个西方描绘得比世界其他地方都要优越。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提出一个有影响力的进步模型,尽管存在明显的缺陷,但仍然施展着巨大的思想能量。在他作于19世纪20年代的历史哲学讲座中,一上来就提到,全球的历史都是某个单一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个前提条件。基督教的上帝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只能通过人类对理性精神之神圣原则的表达起作用。简而言之,必须从世俗的角度分析世界的单一历史;宗教服从于历史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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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格尔而言,这个单一的历史揭示了理性精神的进步性胜利,但却具有独特的空间维度。“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他坚持说道,“因为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开端。”东方代表了“历史的童年时期”。仅有欧洲,尤其是德国才实现了理性和自由的成熟表达。 尽管如此,黑格尔预测美国将来会走向历史的中心。

他对技术乃至经济进步并不感兴趣;对他而言,进步的基准是官僚国家根据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法律供养生命的胜利。他认为奴隶制内在就是不公正的,但认为它应该只能被逐渐废除。然而,女性无法像男性那样成为自由的个体;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她们的命运是由家庭定义的,而非从普遍理性的角度对自由进行概念化的能力所 定义。

在你开始感到自己优于黑格尔之前,你已在他的论述中察觉到了欧洲中心主义、性别歧视以及种族主义的端倪,你可能想要反思你的判断中暗含的反讽:正是黑格尔对历史如何前进的感知让你“回”过头审视他,并且看到了他的不足,犹如他回看亚洲人或希腊人一样, 他也认为自己看到了他们的缺陷。

第三种处理时间的方法,即整体地球时间,仍处于萌芽状态。它能将历史学科中的不同发展阶段融合进更为深刻和宏大的时间感之中,从而使地球及其不断变化的环境成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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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居住于行星生态系统之中,同时也生活在不同时段里形成的更为地方化的生态系统之中。认清这一点,我们便能看清从身边的邻里关系到整个星球的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相似和差异。

我们需要深入而广泛的历史、具体而微的历史以及尺度和单位居于二者之间的历史,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尺度多元的世界之中,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等等不一而足。

更深刻和更广泛的时间感有助于吸引历史学家研究人类与环境、动物、机械以及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并未完全控制这些相互作用,正如飓风、流行病、无法驯化的动物和崩溃的计算机所表明的那样。环境、动物、细菌乃至机械在这个世界都有它们自己的代理;它们独立于人类而起作用,并且塑造了人类世界。

当历史公说公有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它呢?

 

这些相互作用的历史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并非宇宙的主宰,我们对地球和其他物种的漠视造成了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历史公说公有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它呢?

 

当你读罢此书,掩卷沉思,运用历史学的智慧重新观察周遭的世界,是否会发现什么不同?

观点资料来源:《历史学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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