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探索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成效卓著，引人关注。这个生态链怎样构建？每个环节内部如何运作？从今日起，深圳特区报推出“打开深圳创新生态链密码”系列报道，解析各节点的典型案例。敬请垂注。

3月8日，深圳湾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工作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浩翰 摄

2019年，正在美国西北大学基础研究领域读博士后的黄恺，在瑞士召开的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谈及他正在研究的项目，颇为投契。

对方突然邀请：“深圳最近启动了一个生物医药领域的实验室，我是召集人，欢迎你来进一步交流！”

当时并无回国计划的黄恺很意外：深圳不是科技产业化重镇吗？自己一个做基础研究的，去那儿能有什么用武之地？

但他从这份邀约中分析出两个信息：自己并非生物科班出身，多年来从事交叉学科的理论计算研究，冷门而前沿，对方有很高的专业认知水准；其次，连论文都没有发表，对方已经认可，说明深圳对研究人员的考核不走寻常路。

这两点深深地打动了他。

2020年9月，海外疫情正炽，黄恺举家归国。

他所见到的深圳湾实验室，2019年1月才启动建设，已经设置了14个研究所/中心，课题组72个，近40名像他一样来自全球顶尖学府及科研机构的年轻科学家全职加入，实验室工作人员达653人，其中83%是科研人员。

更重要的，这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支持深圳在生物医药领域建设的重大创新载体。

深圳大力布局基础研究，由此可得径入窥。

01

科研上的事科学家说了算

作为一名偏重理论研究的系统生物学研究人员，黄恺最主要的研究工具是高性能计算机集群，业内俗称“干实验室”。

钟国才可不同，作为侧重实验研究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方向的科研人员，他的“湿实验室”需要专业的研究团队和齐备的仪器设施。

全家动迁，别人考虑的是衣食住行样样琐事，而远在美国斯克里普斯（Scripps）研究所的钟国才，面对人生下一站，心中只牵挂一样：没有实验室，就没法工作。正常情况下，人员招聘及仪器采购到位最快也得半年。这意味着回国之后至少有半年时间，他将孤军奋战。对于创造力正处于高峰期的科学家，这种精力浪费真是煎熬。

得知钟国才的忧虑，深圳湾实验室的领导团队大笔一挥：这都不是事！

科学家还身在大洋彼岸的“曹营”，未来的实验室已经“粮草先行”。团队招募、仪器采购……无数繁琐的手续都在科学家的远程操控下，有序推进。

半年后终于回国的钟国才，面对已经整装待发的实验室，感慨不已：下了飞机，第二天就能进实验室，这样的工作氛围真是令人振奋！

深圳湾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是长期致力于肿瘤分子生物学和肿瘤转化医学研究的科研专家。他告诉记者：“传统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很浓重的行政管理色彩，深圳湾实验室没有这样的历史包袱，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更要敢为人先。我们的管理体制最根本的立足点，就是‘以科学家为核心’。”

科研人员戏称，深圳湾实验室的科研管理体制是“三条腿走路”：第一，科学家可以自由探索选题，自主选择最感兴趣、与国际前沿对接的研究课题，由实验室提供经费支持；第二，遇有国家重大需求，实验室可组织相关领域科研人员快速启动项目联合攻关；第三，实验室通过对外设立开放性课题，及全力支持研究人员申请国家及地方性纵向课题，促进实验室与相关科研院所互动合作，开展学术交流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钟国才曾经在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顶尖的研究平台工作多年，对此感触颇深：“在美国的华人同行可能将六七成精力花在经费申请上，还有一成时间用来写论文。而我们，所有的心思都可以扑在感兴趣的课题研究上。”

事实证明，好平台就是好舞台。

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地出现多种新冠病毒突变毒株，受到各国科研人员的高度关注。钟国才团队第一时间加入这场全球协同攻关。他们自主开发的广谱抗新冠病毒重组蛋白ACE2-lg，对在英国、南非和巴西发现的3种突变新冠病毒有较强的抑制效果，为进一步开发广谱抗新冠病毒候选新药提供直接的实验证据支持。钟国才因此荣获深圳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表彰。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出色的研究成果，是科学家智慧的凝结，也是科研管理机制的胜利。

02

发力基础研究深圳动了真格

深圳湾实验室，是深圳系统布局基础研究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同样也在鹏城实验室、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等重大科研平台上精彩演绎着。

目前，深圳已累计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6家、广东省实验室4家、基础研究机构12家、诺奖实验室11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42家，各类创新载体2700多家。

让科学家们满意度极高的基础研究经费，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部门。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市级财政投入从2017年近10亿元增加到2020年44.85亿元，并以立法形式确定每年不低于30%的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科研人员嘴里的“三条腿”，实际上还有第四条、第五条……深圳有针对高等院校的“稳定支持计划”，支持其开展自主布局、自由选题的创新性研究；粤联、粤深基金可以提供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的基础研究协同合作；甚至，深圳社会力量也加入到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例如腾讯的“科学探索奖”，2020年支持50位青年科学家探索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无人区”。

深圳湾实验室所落户的光明科学城，正是我市快速崛起的重大创新平台之一，规划建设中的还有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这也是深圳争取重大科研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大国重器”落户的重要平台支撑。

记者仔细梳理《深圳市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实施办法》提出的23条举措，清晰地感觉到，深圳已从科学问题、科研环境、学术平台、高端人才和国际化等五个方面，成体系支持基础研究。

发力基础研究，深圳动了真格。

03

从ETS到STE的艰难“逆袭”

科技创新最广为人知的路径是：S（科学）-T（技术）-E（工程），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发展，最后实现成果转化。

可靠代工起家的深圳，没有这个资本。

一路摸爬滚打，深圳蹚出了一条奇怪的ETS路径：从产业界的需求驱动，再到技术知识供给。

时至今日，仅靠这一条路行不通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卡脖子”之痛，深圳是最痛彻心扉的那一个。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说到了深圳所有科创人的心坎上。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梁永生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以“理工男”的严谨，详细拆解了深圳如何将创新四要素“人才、技术、资金、政策”构筑成一个复杂函数，以求得全局最优解。他说：“未来理想的创新模式，是 STE与ETS循环往复、双向促进、螺旋上升。即从科技创新的逻辑起点一直到产业发展，再到产业进步，产业再反馈回来对基础研究提出新需求。”

从“创新驱动发展”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圳还在做更多的思考、更多的探索、更多的实践。

2018年1月14日，深圳市委六届九次全会上提出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后又加入“人才支撑”，即以基础研究突破引领技术创新，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以金融创新助推科技产业，通过政府有为带动市场有效、促进企业有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实体经济提供重要支撑。

在这个五环生态链上，基础研究是第一环，是在更高层次上构建全市科技创新体系的“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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