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 深圳特区报记者 赵鑫

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全文正式发布，擘画了我国奋进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在这张蓝图之下，科技创新如何推进？新型举国体制怎样发挥作用？深圳如何抓住“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机遇？带着这些问题，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A

谁占了科技先机，谁就能发展强大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樊纲看来，科技创新是“十四五”规划的重中之重，“今后一定是谁占了科技的先机，谁就能够发展、能够强大”。

未来应该如何推进科技创新？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樊纲特别谈到新型举国体制。他认为，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一大特点，也是关键的制度优势所在，“在新发展阶段，要迅速实现‘补短板’，新型举国体制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新型举国体制可以从它的两个特点来理解。一是新型举国体制是对已存在技术的创新和追赶，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模仿性攻关”。而对于“无人区”的创新活动，不适宜由政府组织，政府应该在体制改革上重点发力，创造激励创新的体制环境，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和提供“普惠式”的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

二是新型举国体制能够集中全国稀缺资源，在短期内进行攻关。“哪怕是先进国家，在最新的领域里面，资源仍然是很稀缺的，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把全国的稀缺资源整合到一起，攻关完成一些事情。”

但举国体制不是举地方体制，他提醒说，“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可能都设计了科技创新的项目，都希望在核心领域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为国家作贡献”，但各级政府都去攻关某一个或某几个项目，“相当于把稀缺资源再一次分散化、碎片化了，这样反倒难以形成举国体制优势”。

他认为，“碎片化地搞科技创新项目，弄不好就会产生‘科技烂尾楼’”，“所以，举国体制是在国家层面有一个统筹安排”，各地政府应该把眼光放在通过改革创造激励创新的体制环境上，而不是对具体项目的攻关。

樊纲建议，一是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护产权，保障企业家能够获得创新产生的高额利润，建立能够使创新失败的企业有序退出的容错机制，真正让民营企业敢于“放手去干”。二是要用好创新基金的机制，吸引市场资金进入。多采取“政府基金跟投”的方式，“让私人资本的基金去评估项目，发现价值。政府给予支持，‘跟投’去分担一些风险，支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于长期才能见效的创新项目，政府要扮演好长期的投资者角色。三是要调动科技人员的创造力，让科学家能够“海阔天空”“无中生有”。

B

着力把“隐形产业”培养成“隐形冠军”

“没有什么所谓的夕阳产业”，“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做不好的企业，而没有不好的产业”，谈及产业发展，樊纲如是说。

关于制造业，“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樊纲认为，中国的制造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提高产业发展质量，不意味着要“转产”，关键在于升级，也就是运用新技术，提升产业的生产力。

对于人们认为的所谓低端制造业，樊纲认为依然有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不能“一转了之”。“许多企业过去在各自的产业领域积累了核心竞争力，转产意味着进入到陌生领域，其核心竞争力将无法继续保持。”同时，集中转产到某几个热门产业，企业扎堆也容易导致产能过剩。他建议，不要盲目鼓励企业转产，当务之急应该是推动其升级换代，利用新技术来改造原有的产业面貌。目前，我国数字技术蓬勃发展，5G、云技术等世界领先，这为产业升级换代提供了新的契机，如何将其运用在产业中是目前亟须回答的问题。

对于新兴产业，樊纲认为，一些新兴产业形成了所谓的“风口产业”，它们与大众消费息息相关，有很大的增值空间，在短期内可以获得高额回报。对于这些“风口产业”，不需要政府过多介入，市场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相应的资源供给十分充足。

而真正需要政府长期支持的是那些“隐形产业”。“它们不显山不露水，产品大多属于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处于产业链关键位置，有的关系国计民生。

“它们不一定能够被列入什么热门产业清单当中”，“但是某些产品的生产，离了它们就不行。”对于这些产业，政府反倒应该添一把火，规划长期的资金安排，“资金安排不是说政府直接给资金，而是通过银行、基金等，帮助其承担一些风险”，着力把“隐形产业”培养成“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竞争实力强，技术先进、成熟、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利润空间大且可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应该更重视对“隐形产业”的支持，它们可能比较小众、不为人知，距离消费端较远，但长远来看，潜力十足。

对于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樊纲认为，及时进行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是产业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一个产业内部，企业不可能永远地生存下去，在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下，总会优胜劣汰，对于在倒闭边缘的企业，政府此时不应该再继续给予补贴维持其生存，而是应该顺应市场规律，鼓励企业进行兼并重组。

C

在新能源和碳捕捉技术领域作出一些贡献

今年全国两会，碳达峰、碳中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

具体而言，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物造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樊纲表示，尽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够显著减少未来我国因碳排放而导致的GDP损失。目前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一直在下降，新能源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全球领先。但是也有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的碳排放量为112亿吨，接近全球的1/3。“如果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从‘十四五’开始，我们对这件事就要更加重视，采取更多的行动。”

如何实现？从碳中和的方法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植树造林。二是发展碳捕捉技术，即捕捉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压缩之后，压回到枯竭的油田和天然气领域或者其他安全的地下场所，目前这一技术还存在不少难点，但被寄予厚望。从根本上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还是要靠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一方面，由于我国全部碳排放量的近八成是由煤炭能源消耗造成的，所以要减少煤炭能源的使用，不再新批煤电项目；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促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不论是碳捕捉技术还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樊纲认为，深圳都有走在前面的机会。深圳极具创新精神，科技实力雄厚，目前虽然相关市场庞大，但新能源开发利用，尤其是碳捕捉技术还不够成熟，如果深圳能够率先取得突破，抓住这一机遇，将有利于在碳达峰、碳中和上走好第一步，下好先手棋。

他还提到，碳达峰、碳中和已经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能源项目一般投资较大，新建、停建的影响有可能会波及到金融领域，由此导致的金融风险不能忽视。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调动资金等各种资源加以支持，更重要的是防范金融风险。“碳达峰、碳中和是‘十四五’期间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既有挑战，更有机遇，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创新突破技术难点。相关专家学者和企业家需要发扬创新精神，在新能源和碳捕捉技术领域争取作出一些贡献。

D

城市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城市群的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樊纲认为，城市群是目前城市化的基本逻辑，意味着城市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樊纲表示，在这一阶段，“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民进城的问题，还包含着小城市的人向大城市迁移的问题”。如何满足这部分迁移性需求？他认为，对于大城市而言，首先要想办法增加住房供给，通过供求关系的调整来平抑房价，如果大城市住房供给紧张，周边的中小城市可以作为补充，这也是选择城市群逻辑推进城市化的一大意义所在。

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群的发展，不只是住房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体化的问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想要建成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就要向周边城市有所辐射。同时，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建设基础设施，把城市相互连接起来，实现城市群的互通互补、协调发展，共享城市资源。

展望未来，樊纲认为，人口今后会进一步向东南沿海聚集，人口迁移将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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