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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明与文字
在远古社会野蛮时代的末期,人类发明了人工冶铜和铜器制作技术。在铜器取代新石器成为主要或重要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水平逐渐发展到使人类能维持自身温饱有余的生活,继而奠定了随之开启的文明时代所必需的物质和经济基础。在这里,“有余”在人类进入文明状态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如果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可以保证其生存水平温饱有余,就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从事满足温饱的劳动,进而会出现各种手工业劳动以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形成了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劳动成果作适当交换,于是出现了集市、商业和贸易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会发生在人们固定聚集或居住地附近,于是一些农耕地区的聚集居住地因逐渐扩张而发展成城市。为了便于大量人群之间频繁的交流及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需要在大的范围内把语言转变成统一的系统性文字。“有余”财物不断的积累也会涉及其分配问题。从事不同劳动的人们通常会具备不同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往往导致财物分配的不均衡。
城市及社会结构的复杂化造成了对管理的需求,社会中争端的出现也需要具有强制能力的管理机构,即国家和军队。劳动者们多余劳动成果的积累,为强势族群借助掠夺其他族群劳动成果致富提供了驱动力,也为奴役其他族群民众攫取其多余的劳动能力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出现的战争导致了族群的融合统一[1-2],而西方社会则发生了族群间掠夺财富、盘剥奴隶的战争;进而,出现了专门用于争斗的工具,即铜兵器。社会地位和财物分配的差异,乃至奴隶制度的形成导致了阶级的划分。以上即为文明时代的种种标志性特征。由此可见,文明时代是在广泛使用铜器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达到温饱有余水平后所开启的一个呈现出上述种种新型社会特征的时代。其中,系统性文字的形成是开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世界各主要文明的萌生和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文字不断的成熟和大量的应用。然而,自公元前3000年前后各早期文明出现至公元初年中国发明造纸术之前的漫长岁月中,还没有可用于记载文字的纸张,人类不得不采用可获得的其他物质记载文字。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开始在石、骨、木、竹上刻画简单痕迹或在绳子上打结的结绳方式记录一些简单的语言信息。随后逐步尝试在各种物体上刻画图形或符号表示一些需要传递的语言信息。这些图形或符号是依照所要表达事物的客观形象而简化的图、符,是象形文字的前身。
语言只是一种不留物理痕迹的瞬时交流方式,只有把语言记录下来,才便于以具体可见的形式把信息传递给生活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们。新石器时期人类已积累了大量的需要交流或传递给下一代的生产和生活的知识与经验,且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大量以符号记录语言的形式来传递信息和知识。当那些刻画的图形符号逐步简洁化、规范化、多个符号链接可表达复杂的意思、符号与固定的语言发音结合、系统性的符号在较大人群范围被接受和使用时就逐渐演变成了通用的文字。文字是保存和传递语言信息的一种系统性符号体系,使信息可以在广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大规模、高效率地传递[1-2]。
2、 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早期文字及其承载材料
约公元前3200年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大量使用楔形文字记载的苏美尔文明[3],图1(a)【知识小贴士】显示的是约公元前3000年表示铜刀、铜钻、铜容器等各种铜器的楔形文字[4]。楔形文字是今天可以解读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最初属于象形文字,后来逐渐改变成非象形且较为复杂的文字系统[5]。楔形文字大多书写在泥板上,也会刻在石料上[6]。在所出土的约5000块公元前3200年至前2900年苏美尔乌鲁克IV-III时期最早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中,85%的泥板文字都是对当时社会经济事物的描述[7];这不仅说明了社会经济水平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核心基础,也证实了铜器和文字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约公元前3200年至前3100年期间埃及尼罗河地区出现了有大量象形文字(图1(b))记载的古埃及文明,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今天可以被解读的文字之一。这种文字大多刻在石料、泥板、陶器以及骨片、象牙上[8]。约公元前2500年至前2400年期间在古印度地区出现了一种有大量至今无法解读的哈拉本印章文字(图1(c))及相应的短期文明[9],印章文字用动物或其他物品及线条共同组成一个个独立的印章图案,这些印章图案也大多刻印在石料或泥板上[10]。
图1 中东地区古文明的文字:(a)约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描述各种铜器的楔形文字[4];(b)公元前1255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王后奈菲尔塔利墓中的象形文字[加] [1];(c)古印度文明至今无法解读的印章文字[9]
约公元前1500年爱琴海地区已出现了迈锡尼文明,并形成了大体可以被解读的迈锡尼文字[11],称为线性文字B。这是一种象形文字 (图2(a))[1-2],记录于泥板或陶片上[11],数量有限,内容为简单的账目数据。同一时代,居住在今天叙利亚地区的腓尼基人在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的影响下,借助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图形简化了楔形文字,从而精炼地编造出了由22个字母组成的腓尼基拼音文字[12]。大约在公元前850年至前750年,爱琴海地区的希腊人以腓尼基22个字母为基础,添加了几个自创的字母后编造出了连续沿用至今的希腊字母[13]。
图2(b)展示了随着时间的延续(从左至右)希腊字母由腓尼基字母改造而来的过程。图2(b)中间空白区左侧的三列字母表示随时间推移这些腓尼基字母的变化;图2(b)中间空白区右侧的三列字母中最左端一列表示从腓尼基字母刚借用过来时希腊字母的样子,右两列表示随时间推移这些希腊字母的变化;图2(b)最右侧两列则是最后定型的希腊字母及其发音[13]。公元前750年至前700年在陶器上首次出现了用希腊字母写的一行诗[14]。希腊字母随后衍生出罗马人创造的拉丁字母以及斯拉夫字母,且成为后来各种西方拼音字母和文字的起源。因此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认为[15],之后世界上产生的一切拼音字母都是由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混合演变而来,包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等联合国官方语言的文字,以及德文、意大利文……等其他欧洲语言的文字。
图2 古代希腊地区的文字:(a)泥板上的迈锡尼线性文字B[希][1];(b)基于腓尼基字母经改造和演变形成的希腊字母[2,13]
约公元前900年最古老的古阿拉伯南方文字出现在刻碑上(图3)[2]。约公元前750年也门古代阿拉伯部族在腓尼基文字的影响下创造了自己的文字[16],在埃及南部还发现了公元前6世纪受腓尼基语影响的文字文献[17]。这些早期的阿拉伯语及其他由腓尼基文字派生出来的文字经过非常复杂的组合和演变,于约公元500年形成了现今的标准阿拉伯文字[18]。
图3 约公元前900年古阿拉伯南方文字墓碑[沙][2]
3、 汉字的萌生及其承载材料
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汉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生和演变过程。在河南舞阳贾湖出土了约公元前6000年以前中国最早刻有字符的龟甲(图4(a)),龟甲右侧略偏下的局部放大文字见图4(b)[19]。新石器时期之后的约公元前5500年至前2700年,在中国各地都发现了书写或刻画在陶器上的文字性字符(图5)。在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还发掘出约公元前3000年以前刻画有字符的石钺[20]。
图4 甲骨上的汉字:(a)约公元前60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龟甲[豫];(b)贾湖龟甲上右侧偏下部的字符;(c)商代古中国书写于骨板的甲骨文[国]
图5 中国历史上各地发现陶片上的字符[1-2]:(a)约公元前5500年前甘肃秦安大地湾[甘];(b)约公元前5000年前湖北宜都柳林溪[鄂];(c)约公元前4500年前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半];(d)约公元前3400年前山东泰安大汶口区域[国];(e)约公元前2700年前青海柳湾[鄂]
经过多年的考古研究,中国新石器时期出现的许多刻画字符已经被认定为早期汉字的雏形,并且被解读出来。例如,发现了约公元前60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字符[19]与现代汉字的联系(图6(a))。再如,约公元前5300年前安徽蚌埠双墩遗址陶片上大量的字符已经借助甲骨文和现代汉字得到了解读(图6(b))。这些考古挖掘和研究表明,中国汉字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出现并逐渐形成体系。新石器时期晚期的许多字符都演变成了今天的汉字,因此新石器时期中国文字符号的发展和系统化是后续甲骨文及现代文字发展演化的主要基础。这些新石器时期陶片上的字符称为陶文[21]。考古挖掘发现,许多陶器上刻画了多种由新石器时期演变来的文字符号[22],且有许多文字接近早期商代的文字。
图6 新石器时期出现的至今可以解读且演变成今天汉字的字符[1-2]
商代后期汉字已经非常成熟,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器、青铜器上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汉字材料,内容涉及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政治、军事、商业、医学、历法、刑罚、祭祀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至今发现最早的系统性官方汉字为甲骨文(图4(c))。鉴于商周时期极为普及而发达的冶铜业和制铜技术[2],自商代起汉字也广泛地以铭文的形式且大多借助铸造技术[23]被展现在当时的铜器制品上。据考古统计[24],至今已发现商代带有铭文的铜器约6000件,到西周时篇幅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到499字[25]。约公元前1000年西周早期铜器“何尊”上的铭文中还出现了最早的“中国”一词[26]。
以约公元前1000年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大盂鼎”(图7(a))为例,鼎高101.9 cm,口径77.8 cm,重153.5 kg,鼎的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计19行291字(图7(b)),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公元前1003年)册命其臣属“盂”的事件。铭文中周康王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总结殷商因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追述了“盂”在周王朝所受到的长期培养,告诫“盂”要效仿其先祖,勤奋奉公、恪尽职守;任命“盂”继承祖父的官职,掌管军队、负责诉讼,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并赏赐给“盂”服饰、车马、下属官吏和仆役等;最后“盂”盛赞了周康王的美德[27]。
图7 西周早期大盂鼎[国]:(a)鼎身;(b)内壁上的铭文
4、 世界主要的文字体系
目前,全世界各地流行着名目繁多的各种文字。其中有些文字所对应的语言是人口数量非常庞大的人类族群的母语。一种语言会被许多人作为母语使用,根据各种母语语言所对应的人口数量,可以排列出使用规模最大的六种语言,分别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汉语。因此这六种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这六种语言对应的文字分别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中文。根据以上描述可看出,在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和阿拉伯语等五种语言的拼音文字以不同的形式间接地源于腓尼基文字;只有汉语文字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象形文字体系,与腓尼基文字无关。图8简略归纳这六种文字的兴衰演变与相互联系[2];前五种文字因不同程度地借助了腓尼基文字而呈现某种内在联系,因而均涉及到早期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图 8 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1000年世界各地主要文字体系兴衰演变与相互联系[2] (深色区:成熟及兴旺时期的文字,浅色区:萌生或衰亡中的文字)
拼音文字的读音与口语相对应,基于一个地方的语言发音习惯即可以发展出相应的文字体系。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各大族群之间大众的流动和交流并不深入普及,地区间地理的隔离使长期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很容易发展出各自不同的方言发音体系,并对应发音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字。因此,在一个很大地理范围的不同区域内使用拼音文字的各地,基于其方言就很容易衍生出各不相同的文字,且各具特色;就像今天都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地区名目繁多的语言文字分布状态。
反之,像汉字这种象形文字,字形的意义与其发音方式是分离的。秦始皇统一文字后中国的汉字始终保持统一状态,因此在中国虽有各种地方语言、互相不易听懂,但写成的文字却是相同的;把一地写出的文字拿到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轻易地被读懂,不需要翻译。大量留存于铜器上的汉字文献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广泛而长期的传播,成为当今世界最大数量人口作为母语使用的文字。汉字作为象形文字这种保持统一的特征,对促进中华文明维护融合、统一的传统发挥了积极的保障作用。
5、 结束语
在人工冶铜技术的推动下生产力水平提高到确保温饱有余的生活水平,而后进入文明时代的各地人类社会,都呈现出了多种文明时代的特征;包括世界各地的文明都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体系。早期的这些文字往往都是象形文字并且已对当时的铜器有所记录,在造纸术推广应用之前被书写或刻画于泥板、石料、陶器上,以及木、竹、骨、龟甲、象牙等各种可以刻画和保留的物质上。保留于各种材料上的远古文字向今天的人类传递了大量有关文明历史的信息。
在使用规模最大的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五种基于拼音文字特性的语言都与早期西亚腓尼基人创造的拼音文字有关;只有汉语与之无关,仍保持象形文字的特征。由于中国早期极为普及而发达的冶铜业和制铜技术,汉字也被大规模地铸造在铜器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繁荣。统一的汉字也有利于中华文明保持融合统一的传统。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拱玉书教授就苏美尔文字向作者所作的介绍和指导。
知识小贴士
图1至图7中的部分实物照片分别源自:加拿大蒙特利尔考古和历史博物馆[加]、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希]、国家博物馆的沙特出土文物展[沙]、河南博物院[豫]、中国国家博物馆[国]、甘肃省博物馆[甘]、湖北省博物馆[鄂]、西安半坡博物馆[半]、安徽博物馆[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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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毛卫民(1950—),男,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师,《金属世界》特邀撰稿人。曾长期开展材料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的研究,现从事材料技术进步与人类社会发展内在联系的观察与分析,著有《材料与文明》《文明与物质——从材料学视角探索中西文明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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