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张文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这是通过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举措。全面准确深刻理解以文化数字化战略推进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逻辑，是践行这一战略要求的重要前提。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目标是扩大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范围。从资源占有的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来看，文化产品及服务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高排他性和高竞争性的优质文化产品、高排他性和低竞争性的会员制文化产品、高竞争性和低排他性的共有文化产品、低竞争性和低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

扩大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范围就是逐步降低其排他性和竞争性，进而降低私有性的过程，而数字化成为这一关键步骤的核心举措。推动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在文化领域应用，加强文化数据资源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强化数据挖掘应用，为优质文化产品向公共文化产品转变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数字化降低了优质文化产品及服务的竞争性。优质文化产品及服务的第一个特性就是消费的竞争性，即某种资产及服务是否允许多人同时对其进行消费，越是不能同时消费的资产及服务，其竞争性就越高，反之越低。传统上优质文化产品通常以实体形态呈现，比如纸质版图书、博物馆、文物展、美术展以及高端名师教育资源等。

从文化产品及服务来看，这些优质文化产品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即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仅有部分消费者有消费能力、消费机会或只允许部分消费者使用，优质文化服务供给处于“稀缺”或“短缺”状态，其文化的引导功能受到抑制。

数字化的发展与普及，推动优质文化产品从实体形态转向数字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优质文化产品及服务的竞争性，最大限度改变其“短缺”“稀缺”状态。要大力发展云阅读、云展览、云视听，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走上“云端”、进入“指尖”，加强公共文化机构和数字文化企业的对接合作，拓宽数字文化服务应用场景和传播渠道。

如“常青藤爸爸”“凯叔讲故事”等优质教育资源，通常只有加入者才可以使用或有更多资源的使用权限，即具有较高的排他性，同时又可供多人同时享受该项服务，即具有较低的竞争性，这类资源就属于“会员制财产”。

在从“私有财产”向“会员制财产”转化的过程中，高排他性和高竞争性的优质文化产品，逐渐向高排他性和低竞争性的会员制文化产品转化，相较于“私有财产”，“会员制财产”虽仍具有较高程度的排他性，但在价格的竞争性上减弱了，从“私人专属”到“会员享有”，提升了优质文化资源的公共性，扩大了公共文化产品及其供给范围。

数字化降低了优质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排他性。优质文化产品及服务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排他性，即具有阻止他人使用的性质或程度，越是不允许他人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程度较低的资产及服务，其排他性就越高，反之越低。

比如承载悠久历史文化的文物建筑，原本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公共文化资源，但由于此类文化产品又具有文物价值，不当和过度使用会对文物建筑造成损害，即消费的竞争性较高，需要通过适度控制和调节等管理方式来提高其排他性来达到保护文物建筑的目的。

要加快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推广“互联网+公共文化”，推动数字文化工程转型升级、资源整合，统筹推进公共文化云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推动将相关文化资源纳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优化国家公共文化云服务平台，广泛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服务。

如2022年4月，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云展览”，并开发“丽人行云展览小程序”，整合全景数字展览、展品留言、展品收藏等功能，为观众提供个性化参观路线定制功能。

数字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优质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排他性。在这个过程中，高排他性和高竞争性的优质文化产品及服务逐渐向低排他性和高竞争性的共有文化产品转化，相较于“私有财产”，“共有财产”虽仍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但在使用的排他性上减弱了，提升了优质文化资源的公共性，扩大了公共文化产品及其供给范围。

在现实中，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往往是在降低优质文化产品及服务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两个方面同时发力的，一般不存在依靠单一维度来增强其公共性的情况，只是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在两个方面的力度有所差异而已。

我们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根据《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的安排，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统筹加强公共文化设施软硬件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完善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实效性。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北京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ZGC0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