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升起了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随即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会承认与他国签订的任何不平等条约！英国“租借”香港一事，自然也就不在新中国的承认范围之内。

1949年10月14日，新中国成立第13天，四野十五兵团先头部队从广州北郊攻入广州市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

10月13日，广州解放前一天，四野十五兵团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其从广州继续向南推进，直至收复香港、澳门。接到命令后，四野十五兵团随即马不停蹄地开始南进。

“我们走了三天时间，到了深圳河，因为天热，到那儿大家都冲下河里冲凉。”曾在第十五兵团的马世诚这样回忆道。10月17日，四野十五兵团先头部队一路高歌猛进，沿途城池都被我军顺利解放，敌人稍触即溃，很快解放军就来到香港北部边界—深圳河畔罗湖桥头。

深圳河畔罗湖桥头离香港仅只有一桥之隔，走过这座桥，就是香港地界。此时，只待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转瞬就能跨过罗湖桥，收回自清末以来就被英国侵占的香港。

面对人民解放军势不可挡的攻势，驻守香港的英军虽摆出了要与我人民解放军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在香港北部边界集结近4个旅兵力，在外人看来就是要死守香港。

然而，事实上，此时英军却是比谁都要心虚，面对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战斗力，英军的内心是胆战心惊，还没开始打，就已认定自己毫无取胜的可能，根本就打不赢解放军。

英军在北部边界布置4个旅，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其实，他们早就准备好一切，一旦解放军发起进攻，就迅速撤出香港。连港督葛量洪都做好了随时逃离的准备，由此可见当时香港的英国人是有多恐惧解放军。

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葛量洪这样写道：“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渡江战役期，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无视解放军警告擅自闯入长江下游水域前线地区，被我军炮兵炮击，紫石英号不敌，慌忙逃出长江水域）使人认为英国软弱无力，坚信毛泽东只要想夺香港，英军毫无还手之力，而全港20万人，包括公务员和警察在内，全心全意支持港府的不过1万人。”。

葛量洪十分清楚此时英国人在香港的处境，他明白只要解放军发起进攻，驻守香港的数千毫无战斗力的英军，是绝对不可能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解放军只要派出一个军，一次冲锋就能击溃英军，收回香港对于解放军来说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葛量洪很清楚，解放军甚至不用出兵，只要切断香港水和食物供应，不用几个星期，香港就会自行崩溃。

1949年，对于从血海中杀出来的百战之师的人民解放军来说，香港收不收回，不是取决于英国愿意不愿意，而是取决于解放军要不要在此时收回，只要人民解放军愿意，香港转瞬就能回到祖国的怀抱，此时英军就算顽强抵抗，也只是螳臂挡车，毫无胜算。

此时，汇聚到深圳河畔的44军战士，从深圳看着桥那边的香港，个个是义愤填膺，雄心万丈，只待上级命令下达，就迅速跨过深圳河畔罗湖桥头，冲向香港，将面前的敌人悉数消灭，然后彻底收复香港，洗刷中国百年耻辱。

第44军政委吴福善手持望远镜，朝着香港凝望了1个时辰，他的内心很是激动，双手也因激动的心情在激烈颤抖着，吴福善明白，再过不久，自己和战士们就能收回香港，完成国人百年来收复失土的愿望。

然而，正当吴福善准备下令，让部队快速过桥解放香港时，毛主席却突然发来“不准进军香港”的紧急电令。随之，解放军进军香港，收回香港的行动戛然而止。且不但进军香港计划被暂时中止，周总理也亲自指示要确保香港饮用水和食物供应，不要让香港乱起来。

面对此时收回香港的大好形势，毛主席为什么会突然下令不准进军香港的命令？

其实，这正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的地方，毛主席暂时不收回香港，不是因为害怕英国，而是因为暂时让英国人留在香港对于新生的新中国来说更为有利。

早在1949年1月19 日，在 《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毛主席就明确指出：

“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 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 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 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 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葛量洪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暂时不动香港”的方针，是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最终做出的决策。

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就已经在考虑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且也有了暂时不去动香港的初步打算。在毛主席看来，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一，必须取消，这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是，香港问题尚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虽中国有能力快速解决这个问题，但尚未到解决的时机，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会认为现在还不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佳时机呢？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毛主席为国家和民族考虑。

1949年1月，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31日，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米高扬，会谈过程中，毛主席谈到香港问题，主席说道：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内地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 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一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

从毛主席这段关于香港问题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觉得现在不是动香港问题的原因。毛主席很清楚“暂时不动香港”的特殊外交政策，是现在处理香港问题最两全其美的政策，既可兼顾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也可兼顾中华民族眼前利益。

暂不收回香港，有利于打破美帝国主义对于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争取对外开放，为国家和民族赢得稳定发展的时机。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但不承认新中国，而且对新中国还很敌视。为遏制新中国，美国不但发起了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向英、法、荷、比、巴、澳等西方各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同美国保持一致，不要承认新中国，同时也让他们与美国一起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

在美国的操纵下，当时新中国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完全断绝，我们赚不来外汇，也弄不来任何我国需要的东西和技术。

就是在这种对新中国大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毛主席决定“暂时不动香港”。毛主席认为新中国要想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从而赢得发展的机会，就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沟通的“桥梁”。

毛主席决定“暂时不动香港”，根本目的就是想将香港作为新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瞭望台和桥头堡，同时利用香港来分裂美英两国的关系，从而利用英国将西方国家的对华封锁撕开一条缝隙。毕竟香港若还在英国手里，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是断然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有了利益，英国就不会心甘情愿听美国的吩咐，肯定有会在暗地有所行动。

只要英国与美国有了间隙，这就等于把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就能从香港进口我国急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将国内的物资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时对我国友好的世界各国人士也能从香港入境我国，反之我国也能通过香港与世界各个友好国家进行交流。

香港若在英国手里，香港就能成为我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既能给我国带来不菲的外汇，也能让我国得到急需的物资，并获得对外交流的机会，而美国碍于与英国关系，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没有任何办法。

正如周总理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争取外汇。”。

而若新中国解放香港，美国就会再次故技重施，将香港彻底封锁，到那时我国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唯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会被断绝，除依靠苏联外别无他法。而如果单靠苏联，我国必然就会被苏联所牵制，这对于新中国的独立自主是大大不利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苏联有想将中国变成卫星国的企图，由此毛主席就一直在避免我国对苏联产生过分的依赖。

保留香港，就能让新中国对苏联不会有太多的依赖，也不会完全被苏联卡住脖子，一旦苏联以我国急需的物资来要挟我们答应什么，我们就能依靠香港来获得急需物资。

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理这是上上之策。

当然，新中国只是暂时不收回香港，香港从来都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任何可辩驳的余地，新中国也绝对不会允许香港离开祖国的怀抱。

1972年10月，周总理在会见英国人时，就明确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这点没有谈判的余地，香港回归只是时间问题。”。

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要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地等待。

事后证明，毛主席“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十分英明。

当时因新中国决定暂时不动香港，这让英国很是高兴，也很是感激。所以在1950年1月6日，英国就不顾美国的阻扰，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承认新中国。

随着英国的承认，法德意等西方各国为了能抢占中国庞大的市场，也相继承认新中国，自此打破了美国对我国的外交封锁。

与此同时，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对美国的禁运政策也是阳奉阴违，明面上不断颁布法令，扩大对华禁运范围；暗地里却是对中国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予以批准。在美国派人来香港监督英国对华实行禁运时，英国人也没有放弃对华贸易，明面严格执行禁运，暗地却是以出口禁运品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应付美国的监督。

在英国的默认下，香港迅速成为了新中国一条十分宝贵的对外贸易通道，当时我国从香港获得了很多急需的物资和外汇。也正因英国在暗地无视美国的禁运政策，许多西方国家也同样对美国阳奉阴违，明面严格执行禁运，暗地却以香港为对华贸易基地，同新中国进行贸易。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击败我人民志愿军，开始对新中国实行更为彻底、全面的禁运和封锁。此时，新中国急需的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就是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陆的，包括钢铁、电器、机械、药品、有色金属及其他国家的粮食棉花等等。好比橡胶，朝鲜战争时期，新中国每月都能从香港至少进口2500吨，基本满足我国每月所需。

当然，由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对香港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是以暗示的方式让英国明白为我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因此为了让英国能明白，我国是费了不少的周折。

为向英国传达新中国“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我国特意让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这两家与我党联系较密切的报纸承担了传达新中国对香港政策的任务。

1949年2月9日，香港 《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 的社论中指出：

“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予修改调整之处，也先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又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

“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 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新中国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我党通过《文汇报》和《大公报》两家报纸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新中国想要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稳定的想法，英国也由此知晓了我党对香港的态度。

当然，党中央在决定暂时不动香港时，也在暗中通过秘密途径向英国提出3个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新中国的军事基地；第二英国不能在香港进行旨在破坏新中国的活动；第三新中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妥善的保护。

只要英国能遵守这3个条件，香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维持现状。

对于这3个合情合理的条件，英国没有丝毫犹豫，欣然同意。对于英国来说，若香港在此时被新中国收回，英国在全世界面前就会威严扫地，此时经过一战、二战的英国早已是日薄西山，其对于遍布全世界的殖民地的统治也早已是摇摇欲坠。如果此时香港再被新中国收回，英国的威权就会瞬间崩塌，英国各个殖民地就会瞬间涌现出许多反抗英国统治的力量。

故而，当新中国决定暂时不动香港，英国自然是欣然接受新中国提出的条件，没有任何迟疑。就这样，新中国与英国达成协议，新中国暂时不收回香港，而英国则必须保证香港不会成为反对新中国的基地，且一定要确保我党在香港人员的绝对安全。

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对香港繁荣的认识上都有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香港的繁荣要感谢英国，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才让香港繁荣起来。”这样的认识实在很是好笑，也是大错特错，香港的繁荣不是托英国的福，而是托毛主席和新中国的福。

没有毛主席支持，没有新中国支持，香港怎么可能会有今时今日的成就。“饮水思源”做人不能忘本，可以这么说没有毛主席，没有新中国，就没有香港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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