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芳澜教授
(1893—1973)

戴芳澜，字观亭，湖北江陵人。1893年5月 4 日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书礼世家。父亲戴经和母亲邓氏过着简朴的生活。1900年丧母。1907年在伯父的资助下进入上海震旦中学，1910年毕业。在震旦中学打下了扎实的法语根底。1911 年考取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14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专攻植物病理学，1918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学位。一年后，由于家境困难辍学回国，任教于南京江苏省立第一农业专科学校。1920年改在天津一家私人农场管理园艺。1921年与邓淑媛结婚。同年应聘于广东省农业专门学校讲授植物学和植物病理学，同时从事植物病害调研。1923年应聘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任农科病虫害教授。在校授课之余，从事植物病害与植物病原真菌的研究。1927年应聘为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植物病理学组主任。在金陵大学期间从事了大量的研究与培养学生工作。1934年，清华大学成立农业研究所并聘戴芳澜为教授兼植物病害组主任。由于之前他已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补助金，乃在清华报到后携夫人为助手到美国纽约植物园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做研究。但在美国期间仍以通信方式安排清华农业研究所植物病害组的各项筹建工作。一年后才到清华上任，带领开展多项植物病害与真菌分类研究。但是工作刚刚步上轨道，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便全面爆发，清华大学先迁湖南长沙，后转迁昆明大普集镇。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尽力设法增加了人员，开展了以西南地区真菌与植物病害为主的多方面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清华大学由昆明迁回北平，清华农业研究所扩大为农学院。戴芳澜出任植物病理系主任，带回各人在昆明的全部研究资料，以致从1945—1948年间，戴芳澜本人以及他所带领的同仁们所发表的近20篇论文都是由昆明到北平延续研究工作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院校合并，1949年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教授和校务委员。1953年他应中国科学院之邀承担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的筹建工作，并于当年该研究室正式成立时起兼任室主任。1956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将该研究室扩建为应用真菌学研究所，由戴芳澜任所长。1956年评为一级教授。1958年应用真菌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戴芳澜任该所的首任所长。为了集中精力专注于推进新成立的微生物所的全面发展，从1959年起戴芳澜不再兼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而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一直到 1973 年 1月 3日去世。

戴芳澜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深为科学界所敬重。1929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1936年当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第四届会长。1948年4 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 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的新一届理事长。1955年，戴芳澜被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同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荣誉称号。1962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名誉理事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曾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亲切接见。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与戴芳澜亲切握手

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和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戴芳澜自幼勤奋好学，早期家境并不富裕，连小学都几经中断。中学还是靠伯父的赞助才得以完成。毕业后年仅17岁的他又完全依靠自己努力考取留美预备班，才得以出国留学。但正在进入研究生院攻读学位时，又因父亲失业而中途辍学回国，丧失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回国后虽谋得教书职位，然因时局动荡，旧社会的派系之争，几度遭解聘更换学校，并有一年不得不在天津为一私人农场管理园艺，命运坎坷。即便如此，戴芳澜以贫贱不能移的坚韧毅力，奋发图强，矢志投身于中国的植物病理和真菌学事业。如他1920年撰写的《植物病害之现行治法》，1923年发表的《芋疫病》都是他在广州课外进行调研的结果。后者是中国人对疫霉属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在南京东南大学教学之余，他还经常到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查阅资料，孜孜不倦地研究植物病害和病原真菌。他还研究过江苏、浙江的水稻病害及防治。1927年发表了《江苏麦类病害》和《中国植物病害问题》等论文，这些都是他在抓紧时间和一切可利用的条件下完成的。直至 1927 年受聘于金陵大学才得到比较稳定的教书和研究条件，施展其才华，教书育人做研究。按照戴芳澜自己的话：“在金陵大学这几年中生活较安定，我的研究工作和培养学生主要就是在金大这一段时期内做的。”在为今后造就一大批植物病理界栋梁之材的同时，他自己在7年中陆续发表了《江苏真菌名录》等20篇论文。但这是他凭自己的民族气节，在针对某些外国人的欺侮，努力进行抗争，据理取得了应有工作条件的情况下才得以获得的结果。他曾写道：“在金大时期，由于校内外国人欺侮中国人，我常与他们冲突。”他所以能够得到必要的研究条件其中有一争取过程。即金大是一教会学校，许多教授、系主任都是外籍人士，其中少数不免带有高人一等的思想。金大农林科生物系主任斯图尔德(A.Steward)与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萨克斯特(R.Thaxter)教授达成采集中国西南地区真菌标本的协议。戴芳澜受托承担这一任务时，力争标本应由中美双方同等分享。斯图尔德看不起中国人，遂以必须要有人能够对标本进行研究作为条件威胁说：“你们分了标本谁来鉴定?”戴芳澜以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理直气壮地回答说：“由我。”并且很快选定了有较多真菌寄生的高等植物标本开始进行工作。在他的坚持和所显示的研究才能事实面前，斯图尔德无奈，只得同意了平分的原则。戴芳澜因此更是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做出成绩。由此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真菌分类的研究上。先从白粉菌做起，越做越广越精益求精，果然做出了国际水平的成绩。1930年发表了首次由中国人报道的寄生于植物上的真菌新种的论文《三角枫上白粉菌之一新种》，成为中国真菌学创立的标志。

戴芳澜在1931年发表的《竹鞘寄生菌之研究》一文中，报道了他对竹多腔菌子囊双壁结构的形成方式和过程所进行的详细观察。这反映出他以后在真菌分类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不仅要注意形态，还要注意细胞学、发育过程以及遗传学等所有生物学性状。此文一经发表，立即为国际真菌学界所公认并被写进好几种真菌学教科书中，该论文也被列为重要参考文献。直到1994 年出版的国际公认的权威性教科书《真菌概论》(Introductory Mycology)的第四版中还引用了戴芳澜的这项工作，并刊登出戴芳澜所绘的竹鞘多腔菌原图的重绘图。经过60多年以后仍旧受到如此重视，可见戴芳澜发现的重要和其工作是经得起考验的。1934—1935年他在纽约植物园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老同学道奇(O.B.Dodge)合作研究脉孢菌的遗传。结果写成《脉孢霉的两个新种》和《脉孢霉的性反应连锁》两文，于1935年和1936 年分别发表在美国的《真菌学报》(Mycologia)，获得了普遍的好评。除在当时受到重视外，还成为真菌细胞遗传学的经典文献。在金(R. C. King)主编的《遗传学手册》第一卷《细菌、噬菌体、真菌》(1974)(Handbook of Genetics:Ⅰ:bacteria, phage and mycology)中被引用。

戴芳澜不仅在研究的深度上有突出贡献，在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研究上更有着宽阔的研究广度。在美期间他利用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图书和标本条件查看和收集了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真菌资料和中国真菌标本，为编写《中国真菌名录》做了准备。由金大到清华在北平期间先后发表了9篇《中国真菌杂录》和1篇长达478页的《中国真菌名录》，分别描述了锈菌、白粉菌、霜霉菌、尾孢菌等，还报道了炭角菌科的一个新属 Xylariopsis。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内迁昆明，当地丰富的真菌资源为他进行研究提供了好机会。戴芳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调查研究，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随后几年发表了《云南的鸟巢菌》、《云南地舌菌的研究》、《中国西部锈菌的研究》、《中国的尾孢》等重要研究论文。戴芳澜先后报道了69种尾孢菌，其中包括14个新种和许多在中国未曾报道过的新纪录。他对云南丰富的地舌菌种类尤其感到高兴。在其论文中这样写道：“云南是假地舌菌属(Hemiglossum)模式标本的产地，地舌菌的种类异常丰富。”他所详细描述的云南地舌菌29种，4个变种，其中就有12个新种和3个新变种。他的那篇论文现在已是世界地舌科分类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调查云南水稻病害时，戴芳澜发现了中国水稻的一种病害，称稻一柱香病。在云南，他还积极主持他的学生和助手，多方面调查和研究云南的真菌和植物病害。在当时或在后来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充实和加强了中国的真菌和植病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他和他的学生以《中国真菌名录》中有关中国经济植物病害真菌的资料为基础，补充进细菌和病毒病原，编写成《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为植物病理学和植物保护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

戴芳澜自1921年至1957年，先后在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担任教授，讲授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1953年以后，他还为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培养研究生，讲授真菌学课。根据其40年的教学经验，戴芳澜于1959 年 10 月将他的真菌学讲稿中的藻菌、子囊菌部分编为讲义，作为《真菌》一书的上册，由北京农业大学铅印出版，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用了较多的时间写完了大部分担子菌和半知菌，可惜没有写完全书，就与世长辞了。戴芳澜去世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戴芳澜同志遗著整理小组”整理了他的这一遗著，并请裘维蕃教授补写了伞菌目和多孔菌目两章，于1987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真菌的形态和分类》。

20世纪60年代，戴芳澜着手整理几十年来收集的有关中国真菌的所有资料，开始编写《中国真菌总汇》。以根据早自20年代初期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时在江苏采到的标本于1927 年发表的《江苏真菌名录》和以后在金陵大学到清华大学期间发表的《中国真菌名录》为基础，不断添加充实。不幸这部书在他生前也未能编写完稿，而是由他的学生继承遗志，经过几年的努力才最终予以完成，并于1979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真菌分类的大型参考书(1258页)的出版，对我国真菌学的发展、真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日本著名真菌学家平塚直秀在《日本菌学报》21卷2期上(1980年 9月)发表了悼念戴芳澜教授和推荐《中国真菌总汇》的文章；美国《真菌学报》72卷 3期(1980 年 5月)也介绍了《中国真菌总汇》。此书不仅是一本中国真菌分类参考资料的汇编，而且是一部中国真菌分类学巨著。戴芳澜在书中第一次发表了32个真菌学名新组合。《中国真菌总汇》一共参考了768篇文献资料，最早一篇发表于1775年。所引文献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外语语种。200年来，寄主的学名、真菌的学名、我国行政区域都有不少变动，都需一一进行核对、订正。为了便于我国科学工作者查阅，编著者还特意增加了真菌定名人姓名及其缩写，颜色译名对照表等。戴芳澜在他一生最后的几个月里，仍然不顾年老多病，抱病工作。制定了《中国真菌总汇》的编写计划，写好了该书的前言，而把一些具体工作留给他的学生和年青人去完成。他充分认识到这本巨著的历史性，在《中国真菌总汇》前言中写道：“虽然这本书在现阶段对我国真菌分类工作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但是它有时间性的。随着真菌分类学的不断发展，必须跟着进行收集和整理工作来不断地增订这本《总汇》。”这就是这位大师对他自己与该书作用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他老人家对后来学子的期望和要求。他还在前言中写道：“我谨以此书作为我个人晚年对人民的一点贡献吧”，短短一句话，既表露了他对即将完稿的自慰，又蕴含着他对行将结束的一生献身的依恋深情。

教书育人为祖国树栋梁材
戴芳澜（右1）在指导学生做实验。（左1为菌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儒永）

戴芳澜自1919年起的50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学校教书，即便1959年离开农大以后也还是不断地在培养人才。所以他不仅是一位造诣高深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关怀人才成长的教育家。从广州到南京，由南京到北平，再由北平到昆明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令世人瞩目的优秀人才。仅在老一辈的真菌和植物病理学家中就有陈鸿逵、俞大绂、黄亮、魏景超、仇元、周家炽、林传光、裘维蕃、王清河、吴友三和方中达等人，都上过他的真菌和植物病理课，聆听过他的教诲，或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他们都为植病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清华农科所为例，就有周家炽把小麦蜜穗病的侵染与传播和线虫联系起来，在昆明时又研究阐明了鸡纵菌和白蚂蚁的共生关系。裘维蕃则对鹅膏菌、牛肝菌和红菇等大型真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以后陆续出书。沈善炯与相望年对水生藻状菌的深入研究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俞大绂除了自己对云南蚕豆病害和镰孢霉的变异进行了研究以外，还领导研究了小麦三种锈病菌的生理分化和抗病育种。在昆明清华农业研究所进行过研究工作的约有60人，后来各人走上不同的岗位后都有不同的发展。这60人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国内外著名专家，成为高等学校、科研机关的中坚力量。其中有14位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戴芳澜的病害组成员中就占有5位。一个先后总共只有60人的集体，有这么多的院士先后产生，世所罕见。说清华农研所是一所英才库，毫不夸张。这是清华农研所对国家最大的历史性贡献。清华农业研究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农业大学教师队伍的重要来源。当初北农大植物病理系拥有全国最强大的教授队伍，其中曾受教于戴芳澜的就有4人之多。再由这些及门弟子带领出遍及全国的植物病理人才，真正达到了桃李满天下。大家尊称戴芳澜是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和植物病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的确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戴芳澜在教书育人的工作实践中，充分贯彻了他所特别注重的若干观点。其中之一是注重教学、科研和生产的结合和相互的良性促动作用。1953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后，便将北农大植物病理系的教授与讲师以上的教员聘为该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小麦锈病、小米红叶病、马铃薯晚疫病、白菜病毒病和软腐病、棉花黄、枯萎病和立枯病等粮食、蔬菜、棉麻多种农作物重要病害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些还得到科学院的成果奖。通过这种形式的三结合，实现了培养年轻科研人才、提高学科和教学水平以及减少农业生产中病害损失的多重功效，体现了他重视科研、教学和生产相互促进观点的正确性。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初期由于主要领导人的“左”倾思想，曾经一度号召学生转入少数如农学、畜牧、林学等“生产系”而把植物病理等系归入“非生产”的另类。在这种狭隘“生产观点”气氛下，戴芳澜所专长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乃至于他本人便不可避免地都被误认为是“脱离生产、脱离实际”。殊不知戴芳澜却是一位十分重视教学、科研为生产服务，忧天下之所忧，爱国、爱民，难能可贵的国家栋梁。1956年夏末，北农大的三个应届毕业研究生在完成了所有毕业口试答辩后，到中关村中科院应用真菌所看望戴芳澜先生。戴芳澜特意邀他们到家中便饭，餐前十分关怀和恳切地叮嘱他们，今后无论分配到什么单位就职，务必要注重从生产实际需要中去选择研究课题，而在服务于生产的过程中又要注意努力去提高学科水平。他更以他本人早年选择研究白粉菌为例，说明服务于生产和提高学科水平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他对可能即将离京他去的毕业学生的这番教导，充分折射出他本人内心深处对服务于生产的高度责任感。

另一个贯彻在他教书育人实践中的重要观点，是始终不能墨守或者满足于对事物现有水平的认识，而必须要随着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去不断发展、深入和创新。戴芳澜对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著作，都认为只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比较完备、比较确切。这并不只是出于他的谦逊，更主要的是出于他坚定的正确认识论。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对已有的认识进行重新检验，从中发现其中不足乃至错误并使之进一步深入和完善。戴芳澜坚持认为分类研究必须力求建立在对所研究对象的所有生物学现状的全面深入认识基础上。因此，他十分关注特别是生物学-生命科学范围内，或者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种学科的新进展。戴芳澜的主要研究领域和贡献的确是真菌学，特别是真菌分类学。这是决定于真菌学科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当时的现状。有人往往因此而比较肤浅地只看到戴芳澜是一位杰出的真菌学家或者真菌分类学家，而没有进一步去探究他之所以能够在上述学科内成其大器的博学、多才的深层原因。正是他广博而又深厚的知识基础，他敏锐感知、及时抓住和正确把握学科发展新生长点的才能，以及他一生勤奋从不懈怠的好学精神，成就了他的不朽业绩和贡献。戴芳澜不但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上述观点，他还循循善诱地引导他的学生和助手们去努力共同实践这一观点。1952年他在对北农大本科生讲述游动孢子的形成过程中时，详细地讲述了首先可以观察到后来发育成游动孢子囊的细胞内开始出现细胞质颗粒状物质和油滴的大小变化和运动，然后可以见到细胞质内出现了分格，最后才是每一个格各自形成为带有鞭毛的游动孢子以及后者从游动孢子囊中的释放过程。他在讲完上述能够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全过程以后，又联系到能够影响整个发育过程中不同环节的环境条件向同学们深刻地指出，随着相关学科知识和研究技术的发展今后进一步从细胞、生理、生化的层次上去深入揭示这一发育过程内在变化机制的必要性。在短短几分钟内，他把听讲同学们的注意力从具体细致的现象观察引申到今后对内在机制的认真思索，这便是他这种努力的一个具体实例。即使在离开了大学教学工作岗位以后，他仍然十分注意鼓励和引导身边的研究生和工作人员及时去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新发展，扩大和加深对相关学科的认知。他随时提醒人们关注国内外相关学科的重要论著和发展情况，有时还组织相应的研讨活动。戴芳澜的这种不倦的努力，也反映了他本人终身追求、不断完善的可贵精神所衍生出来的一种责任感。

贯彻在戴芳澜教书育人实践中的再一个重要观点，是教书和育人的二者并重。戴芳澜的文章、道德深为学术界所众口皆碑。从亲身经历中他也深知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德育层面上的引导和培养。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身教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充分有效途径。学生们耳闻目睹戴芳澜为人、做事的方方面面，再加上对他的衷心敬佩和爱戴，无形中就受到了有益的熏陶。但是当他觉察到有何“要不得”的言行时，他也会从爱护出发严肃地提出批评。戴芳澜授课时为启发学生思考和提高听课注意力，有时会先提一两个问题。同样是1952年的真菌学课程中有一次他向学生提问，学名后为什么加上定名人的姓名或其缩写。被连续点名的同学不是不敢贸然作答就是答错了。他认为错误的答案“要不得”，因而面转愠色，稍后才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解答说，定名人的名字放在所定新种学名之后是为了对成立新种负责，而绝不是以此为自己树立名声。经戴芳澜先生这一点拨，这一责任观便深刻地印在全体同学的脑海中。为同学们今后在工作中务求谨慎行事，避免在确定“新种”时出现粗制滥造作风，上了生动的一课。

戴芳澜的教书方式别具一格。讲课以启迪为主而不是满堂灌。课外的参考资料很丰富。早期更是从当时国际上最有用的论文中收集来(当然大部分都是外文的)加以打印并编订成册。同时在讲到某一类菌时就指定课外阅读最权威作者写的书籍或教科书。在课堂上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重点突出。特别是他深入研究过的课题谈得很专注，引人入胜，学生听后，印象极深，终生难忘。教真菌学时他亲自看试验，在提出要求之后，隔些时便在室内巡视一遍，看看一些同学的绘图。画得对时，戴先生可能会指着绘图问他图上某一部分叫什么名字。画得不对的，他就毫不客气地让学生重画。因此所有学生都无不仔细认真地完成实验课的要求。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戴芳澜的弟子几乎都能绘出精准美丽的显微镜描图。一直到20年后在北京农业大学开真菌课时还是如此要求。他曾经形象地比喻说：“画静物，一个罐子你也要看完整了，它哪里大哪里小，要画出来。不能只看了半个就画，那还叫罐子吗?”在早期教植物病理学时，它很注重实际操作，不以教授自居，亲自带领学生到园艺系果园中去喷波尔多液以防治苹果锈病。在讲授真菌学时带领同学一起到野外采集，有时全家同去，都是采集员。既增加了同学对真菌生态环境的认识，提高了对真菌的热爱和兴趣，而且还学到了许多采集与识别标本的窍门，师生关系极为融洽。这为以后许多学生的调查研究真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早年对学生做论文还手把手教学生分离培养、切片染色、显微镜描图、照相、查文献和鉴定，引导学生进入研究境界。

但戴芳澜平时沉默寡言，对青年要求严格，从不当面表扬。听工作汇报时，如他不出声，就表示还行，如有意见，就说一句话“要不得”。但因为不说明不合适的地方，学生就得回去仔细检查什么地方不对。经过修改，往往来回三次，直到把那个不满意的地方改掉了他说声“要得”，算是通过了。戴芳澜审稿从不动笔修改，也不多提具体意见，而是启发性地点一点，要你去想。这样就逼得学生们主动地开动脑筋，减少了依赖性，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戴芳澜还很重视读书会这种方式，在他学生较多时，分给每人一个题目，分头查资料和文献，轮流定期作报告，大家讨论畅所欲言、互相启发，受益不小。有一阶段还邀请魏景超、周家炽、相望年等先生作报告和参加讨论，使学生亲身得到更多老一辈先生的教诲，聆听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中的经历与心得，更是在一般教室上课学不到的。这种学术活动往往是在戴先生家里举行，戴师母常常备有点心招待，其乐融融，增进了师生感情。戴芳澜先生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可怕。

戴芳澜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教育家，还是一位科学活动家。早在美国就参加了于 1915 年 10 月成立的“中国科学社”，第一批社友录中便有戴芳澜的名字，并成为威斯康星大学的征求委员，后来还参加了中国科学社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第三次年会。他的第一篇植物病理学的文章，1920年撰写的《植物病害之现行治法》就是刊登在该社创办的杂志《科学》上的。回国后，他认识到科学尤其是中国的科学只有在广大科学工作者科研工作经验交流的基础上才能提高。要发展一门学科，没有一个相应的学会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专门学会的学术活动才能有广泛的学术交流，从而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国际上，那时已经先后成立了植物病理学会等学会，因此戴芳澜在1929年就和邹秉文等倡议成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邹秉文为理事长，但邹秉文有其他事务，学会的会务工作实际上是落在戴芳澜肩上。新中国成立后戴芳澜立即主持恢复植物病理学会活动。1949年 2月 9 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复会大会，临时选举他为理事长负责筹备第一次代表大会。戴芳澜马上着手组织全国各省市的地方分会，重新登记并吸收会员。全国推举出代表20余人，加上邀请列席的共计80余人，并于1953年春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会上戴芳澜当选为理事长。编辑《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会讯》，出版《植物病理学报》。在以后十年中植物病理学会积极开展活动，会员也迅速壮大，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的植病事业，戴芳澜功不可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积极保护这些档案资料，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至今有档可稽。

道德风范 世人楷模

戴芳澜一生可以用正直纯朴、光明磊落、实事求是、明辨是非来形容。特别是在做人上融现代科学精神与传统民族文化于一身，正气凛然、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坚持原则。他严肃而热情、严格而宽容。为人与待人接物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可贵的是对上对下一视同仁。在十年动乱时期，有的造反派对他无理指责，并在大会上不讲道理地批判，都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感到很伤心与气愤。但过后却以宽和的心情说：“不少批判我的人也是一时糊涂，或是形势所迫。”实际上他对批判他的人，事后非但没有介意，有的还特别注意团结，予以格外的照顾。过去许多外籍传教士及一些专家常来我国采集标本自由带出，回去后就发表新属新种，虽然他对此也肯定他们对了解中国物种资源有一定贡献，但对全由外国人垄断认为是“丧权辱国”之事，立志要中国人自己作调查研究自己的资源，并迅速将结果公之于世。早在金大任教时，许多人不大敢和一些飞扬跋扈的外籍教授顶撞，只有戴芳澜不买洋教授的账。例如当权的植物学教授斯图尔德处事不公时，他就要据理力争。1941年他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蒋介石于最后一天设中膳招待评议员，戴芳澜未去，他的耿直可见一斑。1955年12月全国科联、中国科学院和几个学会联合召开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筹备组准备了开幕的主要报告稿，请他代表报告。他急忙摇头摆手，直截了当地说：“要我报告不合适，何况我又不是搞遗传的。”当年我国正一面倒地向苏联学习，全部否定摩尔根学派的成果和理论是最突出的重大偏差。不少科学家对此是有意见的，戴芳澜就以不肯作报告加以抵制，体现了他不随波逐流的一贯精神。

戴芳澜实事求是的作风十分感人，凡不是他亲自参加部分工作的研究论文，他从来不要挂上他的名字。即使是他确实指导的也只允许在论文下加一个脚注：“这一工作是在戴芳澜指导下进行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风格之高。他报道的炭角菌科一个新属 Xylariopsis的标本系他的学生林传光所采，他便把林传光的姓 Lin 作为这菌的新种的种加词发表，体现了他对学生劳动的尊重。戴芳澜一生不追求名利只知做好工作，到清华大学时曾邀请他出任农研所所长，他为专心做好真菌与植物病理事业无暇他顾，坚拒所长一职，只主持病害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确定将农研所扩建为农学院，戴芳澜以其威望和资历理所当然地被考虑为院长人选，他又是专注于植物病理和真菌事业只任系主任，而让年轻有为的汤佩松当院长。仅在1953年应中国科学院发展真菌与植病事业成立研究室时做主任。既然接受任务，戴芳澜便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搞好来自不同单位专家的团结，抓课题规划，促进了科研事业。后来扩建为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时，才出任所长，并在与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微生物研究所时继任所长。他从全局出发用宽容的心态加强来自两单位人员的团结，采纳多方面的意见，搞好规划。确定以扩大微生物的利用和研究有害微生物的防治为主要业务范围，带动微生物的形态、分类、生态、生理和遗传变异等学科，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所，从而把微生物所办得有声有色，是该所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在戴芳澜的家里，南京时，条幅上就有一个红图章：学到老；北京罗道庄时，有副对联：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他正是这么做的而且终生不渝。这就是戴芳澜一生的写照。

回顾戴芳澜的一生，他的业绩和道德风范无疑是中国科学界的楷模，而为后人永远怀念与学习。

照片引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0725/08/39305010_1089931739.shtml

黄河，宋大康.戴芳澜[M]//吴汝焯，王步峥，许增华.忆恩师.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1-15.

《忆恩师》是25位先辈的弟子撰写的传记文稿，这些弟子都早已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他们长期师从先辈，可以自己亲历与感受最真切地记述先辈。记述了先辈们一生为国家在培养人才、发展学科以及促进生产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也记述了他们为办好这所国家的重点大学所建立的影响深远的历史功绩，并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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